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成长在红旗下，自小耳濡目染，脑海里最深刻的记忆便是从小父母和老师教育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诚实守信，有诺必行”“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奉献”“要求别人做到的，我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我首先不做”……而我的父母长辈也在生活中用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着我，让我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我的妈妈18岁就担任生产队长，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里有半年多的时间都在外面学习交流，所以我几乎整个幼年时期都和外婆留守在农村老家。老家和煤矿相邻，在那个物质条件还不充裕的年代，常常会有煤矿上的工人及家属“顺走”菜地里的菜和树上的果子。外婆看见了也从来不会责备，反而是温和地对他们说：“你们挑着吃得成的拿，吃不成的等再长长又来拿。”
每年到了腌制咸菜的季节，外婆总会腌制一缸又一缸，那排场，堪比煤矿职工食堂。左邻右舍经常端着碗，人还没见到，声音就到了。“老三婶，家里没得腌菜，来捞点腌菜”“老三婶，娃娃病了，没得钱”“三奶奶，我妈叫我来你家舀点水豆豉”“三奶奶，我妈不好过，我来要点红糖”……到年底杀年猪时，外婆和妈妈一定会拿肉骨头煮一大锅骨头杂菜，生怕左邻右舍哪家吃不到。
而对我们，外婆和妈妈又异常严格，不管我们帮助了别人多少，却从不允许我们端别人家的碗，更不允许我们接受别人给的东西。外婆和妈妈常常教育我们，“人家苦点不容易”“她家娃娃多，一个人的工资，开支不过来，日子难，送点过去”“别人家地里的东西，不能去拿”“别人家树上的果子，不能去摘”“吃饭时间到了，就不能再待在别人家里”“自己想要的东西，只能靠自己的汗水去换”……这些在我儿时觉得唠叨的话语，每一句都深深烙印在我心里。
到了上学的年纪，我来到城里，经常会有山区的病人和家属在寒风中穿着单衣甚至是半截裤来锅炉房外取暖，这个时候，妈妈总会回家翻找旧衣服送上，以至于当学校号召学生捐旧衣服时，我不得不捐出自己还在穿的衣服。妈妈还坚持着有空就清理楼道卫生的习惯，被一些小年轻们误认为她是单位请的清洁工。院子里有人要离开几天，也会放心的把钥匙交给妈妈。要是妈妈发现有哪家的门开着又没人答应，她就会搬个小凳子去坐着守门……而面对别人的感谢，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我闲着也是闲着，你们要上班，忙。”
我记得外婆去世时，有很多煤矿工人抢着来抬棺，棺材几乎是挨个从人身上传递到坟山的，有的甚至是在上下班路途中看到出殡的人群，一打听得知是“老三婶”“三奶奶”不在了，来不及换洗就穿着满身煤灰的衣服冲上前来。那个场景，至今想起，我仍然会潸然泪下。
我的外婆和妈妈都不会说什么豪言壮语，也不会讲大道理，但她们用行动告诉我，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我读懂了外婆和妈妈身上质朴的善良，感悟到了那一碗骨头汤的温暖，每年春节时载满记挂的春联，家里亮长灯敲门没人应的牵挂，全都承载着外婆和妈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宽厚仁善的优良家风，也包含着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邻里情。
如今，传承家风的重担落在了我的肩上。不论是为人子女，还是为人父母，不论是在药剂科主任的高风险岗位上，还是现在或是将来的任何岗位上，我的信仰始终坚定，始终坚守“心廉为本，行廉为实，身廉为标”的信念，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特别是我在担任医院药剂科主任期间，面对各方的诱惑、压力，甚至是威胁，我都丝毫没有退怯，我的家人也成为我最坚实的后盾，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
我的爱人是楚雄供电局的一名电力工程师，作为上世纪90年代末毕业于上海电力大学的专业技术人员，他在工作生活中踏实勤恳，对待工作恪尽职守，从来不与他人争名利。儿子还是一名小学生，在家庭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下，听到国歌他会自觉起立敬礼；每天放学后都会自觉在行政楼下看书写作业，安静的等我下班，有时还会“保护”我加班到深夜；裤子破了，他会自己动手缝补，从不会因此感到羞耻。虽然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凡不过的小事，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良好家风的传承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才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和他们共同构建起一个和谐、幸福、温暖的小家。
